历史：实事求是、敢于决策的省委书记——池必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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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：实事求是、敢于决策的省委书记——池必卿

From: 池氏网池氏网 2019-08-1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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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必卿长辈，作为当代最著名的池氏名人，在我看了所搜集的相关文字资料后，深受感动！池氏名人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——记池必卿同志光辉的一生

作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，在青年时代，面对日寇的侵略，毅然回故乡拉队伍，组建抗日队伍，参加抗日战争；详见：池太崴：父亲池必卿的抗战生涯；

解放后，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，服从党的工作安排，一生光明磊落，深入工作一线，积极了解人民疾苦，实事求是；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敢于承担责任，积极在贵州省推行包产到户！

著名的改革言论：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与安徽的农村改革一样，已经名留青史！

据笔者所了解的党史，一个地方继任者，能够专门撰文称赞自己的前任：工作实事求是、敢于承担责任、大胆摸索改革、积极关心民众疾苦、干部任用选贤任能、个人生活简朴简单……这是不多见的！详见：朱厚泽：池必卿漫忆

自己工作过的省，在池必卿先辈逝世后，专门出版专著《池必卿在贵州》予以纪念！

在家庭方面，池必卿先辈，更是我们池氏全体族人学习的榜样！

不仅把自己的侄女池秀云培养成一位学术专家，而且自己的四个儿子个个成才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显著成就！详见：池氏名人：池秀云——古籍书香度春秋，丹心著书传后世

我们将不定期为各位池氏宗亲介绍池必卿先辈的光辉事迹！

实事求是、敢于决策的省委书记——池必卿

作者：王朝文

2008.09.04

池必卿同志在贵州工作的时间比较长，所办的事情比较多。但我认为，最有价值、最有意义的还是：他在贵州敢于决策，从贵州农村的实际出发，放宽农业政策，支持推行包产到户。这件事是最主要的，值得大书特书。

贵州农村的自然条件较差，农业生产水平不高，农民生活也很贫困。

全省农业合作化以来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，一些贫困地区和偏远山区的农民群众，自发地偷偷搞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，包干到户，实际上改变了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的体制。

他们认为这样才能搞好农业生产，解决吃饭问题，可以避免“吃大锅饭”，出工不出力，生产积极性低的现象。

1978年3月，关岭自治县顶云公社根据当地实际和群众要求，在16个生产队实行“定产到组，超产奖励”的生产责任制。当年增产效果比较明显。

同年11月11日，《贵州日报》在头版刊登了《定产到组姓“社”不姓“资”》的报道，介绍了顶云公社的做法，并在编者按中肯定了“定产到组”的社会主义性质。

广大农民把这称为不是红头文件的“11号文件”，全省各地实行定产到组的生产队迅速扩大，有的地方还实行了更为彻底的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。他们理解现在的政策放宽了，能搞包产到组，也能包产到户。这就连起来了。

随着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极大鼓舞，因地制宜地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。尤其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发展很快。

从1979年秋收开始，到1980年春耕大忙前，贵州农村实行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越来越多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变革实际上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，公布了《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(草案)》和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(试行草案)》两个农业文件，还传达了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。

我理解有两点最重要。第一点是反复讲实事求是，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；第二点是千方百计把农业搞上去，解决好城乡人民的生活问题。

在贵州工作时，下乡，和农民谈话，自称贵州日报老编辑，农民和基层干部，畅所欲言，啥话都敢对他讲。

1979年4月，贵州省委决定成立农业领导小组，协助省委抓好农业工作。当时我任省委常委、省革委副主任，兼科委主任，搞科学、教育、卫生、体育和民族方面的工作。

1979年5月以后，我调整到农业战线搞农业工作。常委里头搞农业的还有张玉环，老同志有吴肃、张军直，那时人比较多，也比较强。

1980年1月4日，中央批准我为贵州省委书记，同月省革委改为省人民政府，我当选为副省长，分管农业工作。池必卿同志是贵州省委第一书记，苏钢同志是省委书记兼省长。对于当时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，起初省委的意见是要纠正。

1979年12月，省委四届四次全会通过《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决定(草案)》，重申“要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的体制”，强调“三不许”，即不许以作业组为基本核算单位，不许分田分土单干，不许超出中央规定的界限搞包产到户。

1980年1月，省委转发《贵州省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座谈会纪要》，再一次强调“三不许”的规定，并要求“对分田分土单干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，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，在春耕大忙前，把容易纠正的先纠正过来，恢复集体生产”，其余的也要“确定纠正的步骤和方法”。

这个文件下发以后，全省各地立即派工作组对违反“三不许”的行为强行纠偏，打算坚决纠正一些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现象，及时扭转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歪风。这种强行纠偏的做法，遭到了广大农民本能的抵制。有的地区向省里“告急”，省里也很被动，形成了“顶牛”的严峻局面。

省委三令五申不准搞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，对这个大是大非的政策问题，我是知道的，省委下发的纠正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的文件，我也是同意了的。但是农村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的势头很猛，农民群众要搞，又该怎么办呢？我感到不晓得怎样搞才好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铜仁地委副书记韩德林、副秘书长钱云洲联名写信给中央的华国锋，也抄了一份给我。信里说：“我们山里东一家西一家，居住分散，有的已包产到户。看来(这种情况)死活也不能说是资本主义，它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。希望中央支持我们，不要说是方向性、路线性的错误。”这封信春节前送到我手里，省里正在要求纠偏，感到压力很大。

以前碰到这类问题，不是支持就是反对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。如果我不是书记也就算了，但我作为分管农业的书记，不表态也不行，很作难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1980年春节过后，我向池必卿同志请假，要求去遵义地区作调查研究，没说调查什么内容。

正月初五(1980年2月20日)，我邀了省农委副主任庞跃增、处长陈谨之，一行三人登上一辆“伏尔加”车去遵义。遵义地区的生产条件在贵州是比较好的，但同样有起伏，去这里调查很有代表性。

当时的遵义地委书记是李明，刚从黔西南州调去不久。考虑到他们刚过年，也想了解遵义农村的真实情况，就没有请遵义地委的同志一起参加调查。

我们第一站到湄潭，我把铜仁那封信的意思跟县委讲了一下。

县委书记杨春时说，要按省里的意见办，农民连饭都吃不饱，要是搞包产到户，又怕犯错误，我们当县委书记、县长的也很苦恼。

我说，我们这次来就是要调查研究这个事，调查以后再看到底怎么搞。

在湄潭县兴隆公社调查时，公社书记承认搞了包产到户，并说搞包产到户好，怕就怕你们来纠偏。

当时在场的还有公社的其他干部，大家议论纷纷。一位供销社的主任说：“你们怕什么？土地是集体的，公安法院是你们掌握的，我们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，如果走了，你们把我们拉回来嘛！”

我们从湄潭县到凤冈县，再到务川，还到了毗邻贵州的四川彭水县(现属重庆市)。彭水县委的同志谨慎地介绍说，县里个别的生产队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，有多少说不清。

在南川，看到一男一女正在田里薅麦子，我就问他们：这地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？他们得知我们是从贵州来的，就放心地说：生产队的田有三分之一分给个人作为口粮田，三分之二是集体种的交公余粮。又说，个人种三分之一的田就够吃了，只不敢让上头晓得。

离开南川以后，我们又到道真、正安，再从绥阳返回遵义，遵义县是这次调查的最后一站。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，连续跑了遵义地区7个县的10多个公社，访问了几十户搞包产到户的农民。实地看到，农村不但有搞包产到户的，而且搞了包干到户的，确实比集体种的庄稼好。

经过这次调查，我感到应该尊重农民的意愿，尊重农民的选择。

回到遵义地委，正巧碰上地区召开县委书记会议，李明要我把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跟大家谈一谈。

我说，这一次调查后思想有了变化。原来说要纠正包产到户，现在看来纠也纠不了，横竖都是顶牛，再要纠偏，今年春耕生产恐怕搞不上去。

纠还是不纠，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，究竟怎么搞，我说了也不算数。

先听你们的意见，第一征求地委的意见，第二征求县委书记的意见，然后回去向省委汇报。省委如果同意不纠，另外再部署，如果不同意，那还得按原来的要求坚决纠正。

李明召集了地委、行署的几位负责同志，我就向他们先说了一下。

多数同志表示支持，他们说，第一土地是集体的，所有制也不改变；第二按劳分配，多劳多得。只要抓住这两条，也不是什么方向、路线问题。一位副专员讲，得向省委报告，不然就搞乱了。

李明书记、辛墨林专员都建议我再跟县委书记讲讲，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也有好处。

这样我就跟县委书记讲了讲个人的看法。

我说，农民要求包产到户，有的搞了一年，没有搞的也在蔓延。现在到底是坚决纠正还是引导他们搞好？我倾向于认为，强行纠正不好纠正，明纠也要暗搞。还不如公开化，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干脆公开，引导农民把它搞好。

我们领导干部的想法、做法，要和农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，才能把农业搞上去。

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们的干群关系，就像猫鼠关系，我们和农民群众老是想不到一块去。

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来，我们想到东，他们想到西，我们说农村形势大好，他们说小好或不好。老是这样顶牛，农业也搞不上去。

现在再继续同他们顶牛，纠了以后他们还要再搞，这样大家都不踏实，还是搞不好的。多数县委书记听了以后，赞成积极引导农民搞好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，愿意搞集体的也可以。

最后我说，今天跟地委讲的、跟县委书记讲的，只是通报我来调查研究的一些情况和个人意见。省委知道我来调查，但不知道调查哪样东西。省委同意还是不同意搞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，我马上回去向省委报告，省委研究决定以后再作传达。

这次调查历时21天。回到贵阳以后，我想这个问题太大，就直接去找池必卿同志。

大约是1980年3月12日(正月二十六)，我到了池必卿同志家，跟他讲了一个多小时，把下去调查的活生生的情况，正面反面的都作了汇报。

池必卿同志听了以后，表示同意。又说，你讲的这个事大了，光你说了不行，今天晚上开书记会。

池必卿同志对搞不搞包产到户，尤其对在贵州这样的地方坚持农业合作化以来的那种做法，也有想法。

早在1979年底，他指示省委办公厅整理一份全省农业合作化、人民公社化的资料，印发省委常委参阅。我给他汇报时，他说乔学珩同志提出过，可以允许农民在集体地里套种红苕归个人。听了我的汇报后，当即决定晚上8点开书记会研究。

当晚的书记会，只要书记、副书记参加。池必卿同志是第一书记，苏钢同志是书记兼省长，我是书记兼副省长。参加会议的同志还有：苗春亭、徐健生、陈行庚、吴实、李庭桂。其他常委都没有参加，哪个参加哪个不参加，都是池必卿同志亲自定的。

这个书记会开了两个多小时，是在池必卿同志家楼上的会议室里开的。

这个会议比较神秘，不让秘书到会作记录。池必卿同志主持，由我汇报，讲了以后就讨论。

吴实说，我当红军出生入死，是要为人民服务，给老百姓做事的。从土改到农业合作化，想要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，让老百姓富起来。但是搞来搞去，到现在也富不起来，连吃饭都解决不了。我们想的是很好的，但就是干不上去，方法上有问题。说是要相信群众，依靠群众，实际上干起来就不依靠，也不相信。我看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，现在去纠正也不好纠，纠了以后他们还要搞。

徐健生说，搞来搞去饭都搞不了吃的，我们这些人是“抵门杠”。上头不叫搞，我们跟着不叫搞，老百姓要搞，我们在中间成了“抵门杠”。我现在不再当“抵门杠”了，要和农民群众一起干，我们的干部也不要当“抵门杠”了。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，这样才能搞上去，我们想的和他们想的不一样，还要他们干，怎么干得上去？

池必卿同志说，我支持。我知道在党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但在贵州这样的地方，我同意搞包产到户，具体就看怎么去搞。

这个时候有位同志说，我建议请示一下，中央同意以后再搞。

池必卿同志说，要请示哪个批准，哪个同意你搞？要干就不要汇报，如果要汇报，我看也没有人批准你搞。我们省委干，我们省委承担责任。搞错了，我负责。

最后书记们同意池必卿同志的看法。都说，不要汇报了，我们自己搞，责任自负，敢作敢当。池必卿同志说，光我们书记定了还不行，开常委会，朝文同志把他调查的情况和他的意见跟大家一起讲。

隔了一天，常委会在池必卿同志家楼下的会议室召开。

池必卿同志主持，先由我讲，然后讨论。

在会上，书记们都支持，同意搞。常委里有的同志说，搞了包产到户，集体财产恐怕会被破坏，树子会被砍伐，带来负面效应。

池必卿同志说，要搞。我们加强领导，要把工作搞好，把损失和负面效应减少到最低就行了。

这时我提了一个建议说，下面正在贯彻省里强调“三不许”的那两个文件，正在强纠硬扭包产到户，今年春耕要受影响。应该开个全省电话会议，解决当前的问题。常委会同意了我的建议。

池必卿同志说，立即停止纠偏，不要影响今年的春耕生产。

1980年3月17日，省委召开全省电话会议，各地州市的书记和专员、州市长以及农委主任参加。池必卿同志主持，由我主讲。主题就是：承认现状，停止纠偏。会上没讲省里那两个强调“三不许”的文件作废，但实际上停止执行，不再纠正包产到户。

那天的常委会决定，第一开电话会，第二下去调查。池必卿同志说，常委、书记，除了个别实在下不去的以外，包括我在内，都要下去一个月，调查现在农村的情况，再作进一步的研究。

按照当时的安排，池必卿同志到黔东南，我到黔南，每个地区都有书记或常委去搞调查。调查时间从1980年4月上旬到5月上旬。

池必卿在贵州农村调查

调查回来以后，5月中旬，池必卿同志主持召开了连续9个半天的常委会，半天工作，半天汇报。下去调查的同志分别汇报调查的情况，畅所欲言，正面反面的都可以讲，同意不同意的都可以讲。人人都讲，时间不限，那9个半天的常委会就是这么来的。这次会议决定放宽农业政策，由省委办公厅组织一个起草小组，起草一个正式文件。会后先发一个通知，即《关于立即制止纠正包产到户、分田分土单干的错误做法的通知》，正式停止执行强调“三不许”的那两个文件。

1980年6月中旬，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座谈会，传达那9个半天省委常委会议的精神，讨论省委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决定。最后形成的正式文件，标题定为“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”。

1980年7月15日，池必卿同志审定签发了《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》，即1980年省委38号文件。文件里讲，生产落后的生产队可以实行包产到户，实行包产到户也困难的允许实行包干到户。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类似的省委文件，只有贵州，以省委文件的形式有领导、有组织地推行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。

1980年9月，中央召开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，重点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。

池必卿同志为贵州允许实行包干到户据理力争，说了那句后来很有名的话：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

1980年12月，贵州省委在写给中央《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》中，报告了贵州放宽农业政策的情况，并将包干到户定性为“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”。当时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上批示：“应当同意他们的看法和做法。”

到了1981年底，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时候，贵州全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了98%。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形成的《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》，成了1982年的中央1号文件，其中正式明确包干到户是“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”。

现在回头来看，在贵州放宽农业政策，推行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这件事情上，池必卿同志所起的作用既可以说是重要作用，也可以说是决定作用，反正作用很大。

依我看，他在贵州搞得真正有点振动的，也是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。当然还有好几件事也做得很不错，比如落实贵州干部政策，解决贵州“四清”遗留问题。

那个时候思想比较活跃，群众敢搞，我们也敢思考。这还是要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，没有三中全会也就没有思想活跃，我们也不敢去调查研究包产到户。池必卿同志的支持是很重要的。问题的提出，是由铜仁地委那两位同志的信引起的，然后我去遵义调查，回来向池必卿同志汇报。这样才有：第一召开书记会，第二召开常委会，第三停止纠偏的电话会，第四一个月的下去调查，第五9个半天的常委会，最后第六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。这项工作是一步一步来的，从召开书记会开始，都是池必卿同志亲自领导的。

池必卿同志的功绩也在这里。因为是我个人向他汇报，他表示支持才开书记会，他不支持那就完了。我是刚刚提起来的书记兼副省长，他是第一书记都不同意，我能咋办？再消极也得继续纠正包产到户。第一书记他要支持你就干得成，不支持你就干不成，甚至犯错误受处分，或者说你搞资本主义。

池必卿平时讲话不用稿子，语言生动、风趣，全场哄堂大笑

池必卿同志敢搞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，敢作敢当，明确表示搞错了我负责，这样才有后来的那些工作。这个过程搞清楚了，你就可以看出池必卿同志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，看出他对贵州工作的作用和贡献。

作者：王朝文　编辑：李茂

《贵州日报》http://gzrb.gog.cn/system/2008/09/04/010343324.shtml